1925年,清华要办中国最好的国学研究院,
第一件事是请人、挖人,来当导师。
时任国学研究院筹委会主任的吴宓,
(资料图)
很快落实,请来了王国维、梁启超和赵元任,
每一个都是当时学界的超一流大师。
第四个导师,
吴宓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,
隆重推荐了他在哈佛的同学:陈寅恪。
清华教务长张彭春表示强烈反对,
理由是,陈寅恪学问虽好,
但一无学位,二无著作,
不符合聘任条件。
吴宓当即与张彭春辩论说:
陈寅恪前后留学18年,
真正是为学问而学问,
其他人只是为学位而已,
学了四五年就跑回国来了。
又说,
陈寅恪虽然没有正式著作发表,
但他发表过的一封《与妹书》节录,
其中透露的学问之深广、见识之高远,
已然秒杀国内一堆教授。
然而,纵使吴宓如何力捧陈寅恪,
清华教务处就是不肯聘请一个“双无”导师。
吴宓急了,直接找到曹云祥,
当场甩下一句话:
如果清华不愿聘请陈寅恪,
那我吴某的筹委会主任不当也罢。
在吴宓的辞职要挟之下,
清华终于同意,
聘请陈寅恪为“四大导师”之一。
关于清华聘任陈寅恪,
学界还流传另一种说法。
吴宓推荐了陈寅恪之后,
校长曹云祥不知陈寅恪何许人也,
便问梁启超:他是哪一国博士?
梁答:他不是学士,也不是博士。
曹又问:他有没有著作?
梁答:也没有著作。
曹说:既不是博士,又没有著作,这就难了!
梁先生气了,说:
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,
著作算是等身了,
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。
曹云祥这才决定发聘书。
在“四大导师”的加持下,
清华国学院一创办,就迎来了巅峰。
那么,陈寅恪究竟是何许人,
竟能引得身为主事人的吴宓为他辞职,
也能让向来骄傲的梁启超为他自污?
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,
得从江西义宁(今修水)的陈氏家族讲起。
陈宝箴与子孙合影
雍正末年,陈寅恪的祖上,
是从福建上杭迁居江西义宁的客家移民,
被称为“棚民”。
史学家黄仁宇曾说:
“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,
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。
然而这条路漫漫修远,
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。
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,
自奉俭约,积铢累寸,逐步上升到地主。
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。
经济条件初步具备,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……
所以表面看来,考场内的笔墨,
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,
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已久。”
宋代科举平民化以后,
中国历史上但凡一个大家族的崛起,
无不经由这条路径。
义宁陈氏家族也不例外,
经棚民之家、耕读之家到官宦之家,
总共用了四代人的时间,
随后进入这个家族最辉煌的阶段,
走出了陈宝箴、陈三立、陈衡恪、陈寅恪、陈封怀等杰出人物,
被后世誉为“陈门五杰”。
义宁陈氏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文化大族。
陈门五杰
吴宓不仅十分推崇陈寅恪,
对整个义宁陈氏家族亦推崇备至。
他说过,
义宁陈氏“一家三世,为中国近世模范人家,
父子秉清纯之门风,
学问识解,惟取其上,所谓文化贵族。
降及衡恪、寅恪一辈,犹然如此,
诚所谓君子之泽也。
故义宁陈氏一门,
实握世运之机轴,含时代之消息,
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”。
他把义宁陈氏视作中国文化的一根顶梁柱,
评价之高,可见一斑。
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(1831—1900),
是义宁陈氏走出来的第一位风云人物。
1852年,年仅21岁的陈宝箴考中举人,
陈家人欣喜欲狂,张灯结彩。
两年后,其父陈伟琳过世,留下12字遗训:
成德起自困窘,败身多因得志。
意思是,一个人也好,一个家族也好,
在困境中容易磨练德行,
在顺境中却容易走向衰败。
从此,陈家再未因科举功名而疯狂。
陈宝箴
1860年,正在北京考进士的陈宝箴,
在一家茶楼目睹了
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冲天大火,滚滚浓烟,
当场失声痛哭。
他随即做出了一个决定:
放弃科举,投身军旅。
陈宝箴先后投入曾国藩、席宝田幕中,
当时就被称赞为“海内奇士”。
湘军攻入天京(南京)后,
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逃出天京,
并一路逃到江西,
陈宝箴出计将其一网打尽。
无论在何处任职,出任何职,
陈宝箴都力推善政,
勤勉图强,造福百姓。
到了光绪年间,封疆大吏纷纷举荐陈宝箴,
张之洞说他“才长干济,学识深通”,
卞宝第说他“饶有才识,而淡于荣利”,
王文韶说他“才大而性刚,往往爱惜羽毛,
有不轻寄人篱下之概,
所如稍不合,辄置荣辱于度外”。
虽是帝国晚期,
陈宝箴的能力和品性还是人所周知,
有识见的封疆大吏们都想重用这位干才。
1895年,《马关条约》签订,
陈宝箴悲愤交加,长叹:
“无以为国矣!”
当时,陈宝箴任直隶布政使,
签约的李鸿章从日本回来后,也住在天津。
帝国官场传言,李鸿章将复任直隶总督,
陈宝箴则不仅不去拜见他,
还放言说:
“李公朝抵任,吾夕挂冠去矣。”
他来,我就走,辞官不做。
有人替李鸿章辩解,
陈宝箴说,我之所以愤恨李鸿章,
是因为他作为最受信任的封疆大吏,
深知中国不堪一战,
却不能谏阻最高统治者草率做出应战的决策,
导致中国落下战败割地赔款的结局。
同一年,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,
成为封疆大吏中的一员。
这期间,
他以富国强民为己任,推行新政,
文化上,他变士习,开民智,
开创南学会、时务学堂;
政治上,他肃清吏治,知人善任,
起用谭嗣同、唐才常等维新人物;
实业上,他设矿务局、铸币局等;
军事上,他裁汰旧式军营,
引进西方军事化管理,设武备学堂。
原本保守的湖南,在陈宝箴手上,
一举成为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,
也是维新变法在全国的标杆。
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后,
作为维新变法的地方实力派,
陈宝箴遭到革职,永不叙用。
一个走在时代前沿的人,
仕途戛然而止。
陈宝箴一生淡泊,两袖清风,
被贬回籍时,一家人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,
最后在百姓的资助下才得以成行。
他为官的时候,经常吩咐下人:
少买荤菜,多买蔬菜。
下人不理解,背后说他故作清廉。
他听到后,当即写了一首诗送给厨工:
嚼来确是菜根甜,不是官家食性偏。
淡泊生涯吾习惯,并非有意钓清廉。
1900年,陈宝箴去世。
有学者考证,
他是在义和团运动最疯狂的时候,被慈禧赐死的。
死前,留下遗嘱:
“陈氏后代当做到六字:
不治产,不问政。”
在此之后,陈家再未涉足宦海。
一个政治家族消失了,
但一个文化世家从此崛起。
而为陈氏家族转型挑大梁的,
正是陈宝箴的长子陈三立(1852—1937)。
陈三立
1889年,陈三立考中进士,在吏部为官。
但后来,他辞去官职,
追随父亲到湖南办理新政。
梁启超说,湖南变法运动的幕后主持,
实际上是陈三立。
陈三立则与谭嗣同等人一起,
被称为“维新四公子”,名动一时。
当年,黄遵宪向陈宝箴建议,
请康有为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,
陈三立则主张请梁启超,
他说自己读过梁的文章,
“其论说似胜于其师,不如舍康而聘梁”。
最后请了梁。
事实证明,
梁启超到时务学堂讲学,
对湖南影响很深。
陈三立晚年曾与梁启超重逢,
说到长沙时务学堂最得意的学生蔡锷,
他告诉梁,
当年蔡锷报考时务学堂,文章不通,
是他看蔡锷年少,破格录取的,
后来果然成为大才。
可以看出,无论请先生还是选学生,
陈三立的眼光,都非常独到。
戊戌政变后,跟陈宝箴一样,
陈三立亦获严谴,从此落魄江湖。
他给梁启超写过一首诗,其中有句:
凭栏一片风云气,
来做神州袖手人。
但事实上,陈三立虽远离政治,
却从未,
对国家之难、人民之苦袖手旁观。
1903年,陈三立为了创办一所小学堂,
果断决定:
“将我的住宅让出办学。”
他还聘请了外国教师,
成为创建新式学校的先例。
1906年,清廷曾要委派陈三立职务,
但被他拒绝。
一年后,袁世凯要他出任参政议员,
他仍然不为所动。
他博学多才,
写诗写成了近代诗坛的绝对领袖。
汪辟疆仿水浒108将写《光宣诗坛点将录》,
点陈三立为“天魁星及时雨宋江”。
在文学史上,陈三立被誉为“最后一位古典诗人”。
陈三立
曾有学生问陈三立:
怎样才能写好诗?
陈三立斩钉截铁地回答说:
“你们青年人,目前的任务是怎样做人。”
1932年,陈三立的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,
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,
陈三立痛骂郑“背叛中华,图功利”,
当即与之断交。
1937年,全面抗战爆发后,
逃难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日常。
这位倔强的老人却说:
“我决不逃难!”
听到有人鼓吹中国必败,
陈三立怒不可遏:
“中国人岂狗彘耶?
岂贴耳俯首,任人宰割?”
日本人一度想招揽陈三立,
陈三立让佣人拿扫帚逐客。
之后,为表抗议,
他连续绝食五日,最后忧愤而死。
陈三立对历史的贡献,
不仅是中国古典诗人的最后一座高峰,
也不仅是抗战年代中国不屈的一根脊梁,
还有其膝下五个儿子,个个是人杰:
长子陈衡恪,著名书画家,吴昌硕之后、齐白石之前,中国画坛最重要的人物,没有之一;
次子陈隆恪,著名诗人;
三子陈寅恪,蜚声国际的史学大师;
四子陈方恪,著名诗人,风流倜傥,被称为“金陵最后一个贵族”;
幼子陈登恪,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,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、中文系“五老”之一。
陈衡恪(1876—1923)有一个更为人所知的名字,陈师曾。
他是天才横溢的画家,
但秉承其父陈三立之风,
认为画画与做人,不可分割。
他曾说,文人画有四大要素:
“第一人品,第二学问,
第三才情,第四思想,
具此四者,乃能完善。”
陈师曾
他曾赞助过鲁迅办杂志,
和李叔同是知交,
与齐白石是莫逆之交。
齐白石说,他与陈师曾二人的关系是,
“君无我不进,我无君则退”。
可惜,陈师曾英年早逝。
1923年,他得知继母病危,
赶回南京亲奉汤药,
不久继母病逝,
他也因连日劳累染病不起。
梁启超在陈师曾的追悼会上说:
“师曾之死,
其影响于中国艺术界者,
殆甚于日本之大地震。
大地震之损失不过物质,
吾人之损失乃为精神。”
陈师曾有个儿子,
叫陈封怀(1900—1993)。
陈封怀日后成为中国近代植物园的创始人之一,
是义宁陈氏家族,
自陈宝箴之后第四代的代表人物。
陈封怀
陈封怀不愧出身陈氏家族,
像他的父祖辈一样,热爱祖国,铁骨铮铮,
从不对权贵低头。
他曾留学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学院,
专攻园艺学和报春花分类学。
学成后,
毅然谢绝了留在英国工作研究的邀请,
他对自己的导师说:
“报春花的故乡在中国,
我的根也在中国。”
1948年,蒋介石想装饰他的庐山别墅,
手下官员迎合上意,
派人到庐山植物园挖掘红枫树。
时任植物园主任的陈封怀坚决不同意,说:
“红枫不能挖,树木是植物园的,我有责任保护!”
来人看他的架势,只好撤退。
上级知道后,向陈封怀施压,
陈封怀仍然不为所动,
管你是天王老子,不能挖就是不能挖。
如今,说起义宁陈氏家族,
大家最熟悉的人物,
当属陈寅恪(1890—1969)。
吴宓毫不掩饰他对陈寅恪的膜拜:
“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,
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,
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。”
一身傲气的傅斯年,认识陈寅恪之后,
同样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:
“寅恪之学问,三百年来一人而已。”
当代史学家余英时说过,
“在中国学术界中,王国维以后,
便很少有人像陈先生那样受到人们普遍的崇敬与仰慕”。
陈寅恪
陈寅恪早年留学日本,
后来又在欧美整整游学16年。
期间,他上过全世界最牛的大学,
却从未拿过一张文凭,一个学位。
他自己说过,
考博士并不难,
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,
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。
所以,文凭在别人眼里是个人才学的证明,
在他眼里,则是废纸一张。
正如文章开头所说,
陈寅恪获聘清华国学院导师时,
虽因无文凭、无著作而受到争议,
但很快,
这名学问贯绝中西、深不可测的大师,
便深深折服了整个中国学界。
他在清华讲课,不仅本校学生来听,
北大的学生也来听。
不仅本校的教授来听,
北大的教授也来听。
清华国学院主任吴宓,
每课必到,风雨无阻。
朱自清、冯友兰……这些大咖,
都曾是陈寅恪课堂上的常客,
以至于北平的大学生都称陈寅恪为“太老师”。
出身名门的陈寅恪,
因此被誉为“公子的公子,教授之教授”。
陈寅恪有一套著名的讲课规定:
“四不讲:
前人讲过的,我不讲;
近人讲过的,我不讲;
外国人讲过的,我不讲;
我自己过去讲过的,也不讲;
我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。”
他对古籍的熟稔程度,
连资深教授都颇为诧异,
经常有人向他求问一句话的出处,
他闭目说出在哪本书哪一页,
一查,准没错。
陈寅恪嗜书如命,用他自己的话说,
“因龆龄嗜书,无书不观,夜以继日”,
导致高度近视,视网膜脱落,
40多岁时,先是右眼失明。
1939年,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,
据说这是300年来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人。
陈寅恪接受应聘,想顺便到伦敦治眼睛。
谁知道人辗转到了香港,
太平洋战争爆发,陈寅恪一家被困香港。
陈寅恪全家福
这期间,日本人又拼命做陈寅恪的工作,
但就像他绝食而死的父亲一样,
陈寅恪的国恨家仇理念非常强烈,
哪怕一家人揭不开锅,整日惴惴不安,
他就是不肯屈从日本人的摆布。
好不容易逃回内地,抗战还未胜利,
陈寅恪却双目皆已失明。
若是常人,至此学术生涯基本已废,
但陈寅恪决非常人。
那些经典早已刻在他心里,
他凭借一双耳朵,通过口述,
完成了一部部后人难以超越的著作,
包括晚年最负盛名的《柳如是别传》。
1927年,
清华“四大导师”之一的王国维自沉,
陈寅恪为他写下了传诵至今的纪念碑铭:
“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,
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,
惟此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,
历千万祀而与天壤同久,共三光而永光。”
独立精神,自由思想!
这八个字,
恰是陈寅恪的心声,与毕生追求。
无论身处什么时代,
他都恪守一个国家的史学传统,
只要文化不曾断绝,
这个国家就还在。
陈寅恪的晚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度过,
当时主政广东的陶铸,
给予了他最好的照顾。
谁知引起一些人的不满,
时任中大党委第二书记说,
给陈寅恪配三个半护士的照顾,太特殊了。
陶铸听后,回答说:
“你若像陈寅老这个样子,
眼睛看不见,腿又断了,
又在著书立说,又有这样的水平,
亦一定给你三个护士。”
陈寅恪在中大
1962年,康生南下广州,
提出要见见陈寅恪,
可无论中大校方如何动员,
陈寅恪就是不见,
不但不见,还赋诗自娱:
闭户高眼辞贺客,
任他嗤笑任他嗔。
再后来,陈寅恪难逃被批斗。
他的护士和助手被撤走了,
一个坐轮椅的盲人教授,
只能依赖同样年迈、一身伤病的妻子唐筼照顾。
这个时候,唯一的温情是,
每当学生要批斗陈寅恪,
中大历史系主任刘节就会及时赶到:
“我是他的学生,
他身上有的毒,我身上都有,
斗我就行了!千万别斗他!”
学生于是殴打刘节,问他有何感受。
刘节回答:
“能够代替老师来批斗,我感到很光荣!”
1969年10月7日,陈寅恪与世长辞。
弥留之际,他一言不发,
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。
他最大的遗恨,
是未能写成
《中国通史》和《中国历史的教训》。
陈寅恪
当年,迁居江西的陈氏先祖陈腾远,
虽以低微的身份,为后代筚路蓝缕,
却从一开始就教育子孙谨记十个字:
立仁德之志,操君子之节。
而这,成了陈氏家规的核心。
从陈宝箴,到陈三立,
到陈衡恪、陈寅恪,再到陈封怀,
每一个人,都足以突破家族的界限,
上升为中国人的精神榜样。
清风亮节,铮铮铁骨,
一个国家,任何时代都需要这样的人。
致敬,义宁陈氏家族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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